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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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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的幾個問題
發布時間:2018/10/16  瀏覽次數:17189 次  來源:延長宣傳網

仁景信


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領導中國革命十三年,史稱延安時期。黨在延安時期形成了一整套優良的革命傳統和作風,并被命名為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產生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延安研究得到國外中國學家和國內社會科學界的普遍重視,并從本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以來,逐步形成一門新興的學科一一延安學。這無疑是國內外延安研究的一個飛躍。

我們黨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指導下,依靠延安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我們今天建沒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的長征中,繼承、發揚延安精神仍然是一個重大的現實理論課題。因此,探討延安精神從產生科學概念開始的歷史形成和發展,它所賴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它的內涵和特點,它的歷史作用和在今天四化建設中的現實意義,以及延安精神的國內外研究動態和學科建設,等等,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①延安精神科學概念的提出和形成;②延安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和背景;③延安精神的內涵和特點;④四化建設迫切需要延安精神;⑤延安精神和延安學。

一、“延安精神”科學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也稱西北局高干會)上,毛澤東經過會前和會中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發表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在二十一日由賀龍向大會作了傳達。毛澤東在這本寫法上類似于列寧《偉大的創舉》的長達十一萬字的書中,大量引用了一些工作同志所寫的報告,對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問題作了透辟的論述。這本書對延安精神有一段經典性的論證。為著本文前后引證的方便,我們把這一段話摘抄在下面:

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象生龍活虎一般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我們看,延安同志們對于工作是怎樣充滿了負責精神的:“一九四二年農具貸款放遲了一個時期,早一天開多少荒地!”“抓緊時間,迅速解決各種問題是必要的,遲一天少開多少荒地!”“制訂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領導上抓得緊,檢查嚴,對于完成任務是有決定作用的。”這種精神;對于那些一有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于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在這種精神下,延安同志們沒有一件事不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對于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縣人民群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種具體情況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群眾的藝術,他們完全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種情形,對于那些處理問題不根據群眾要求而根據主現想象的主觀主義者,對干那些完全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載,下情一點不知的官僚主義者,又是怎么樣呢?豈不又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么!我們希望全邊區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這樣的精神,這樣的工作態度,這樣的和群眾打成一片,這樣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學會領導群眾克服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使我們的工作無往而不勝利。邊區各縣同志中象延安同志這樣或差不多這樣的人是不少的,我們希望這些同志的模范經驗,能夠很快地推廣到一切縣區鄉里去。

筆者認為,毛澤東一九四二年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中,初步提出了“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這個概念,而“延安精神”作為一個科學概念,它的正式形成則是有一個過程的。其理由是:

首先,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會在這方面主要解決了以下問題:

①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這個著名論斷,在這個命題中,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可以看作是“延安精神”科學概念的最初形態。

②毛澤東在這次高干會上對“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的基本內容和實質進行了論述。比如“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精神,“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的群眾路線,“用盡全力替農民謀利益”的“負責精神”,“完全不怕困難”、“能夠征服一切困難”的精神

等。這些內容,可以看作是對延安精神內涵的最初的概括和總結。

③由于“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具有典型性,所以在這次高干會上受到嘉獎表揚的先進單位和各縣的干部以延安縣的為最多。會議表彰了全邊區的三個先進單位和二十二個先進個人。受到表彰的三個先進單位有兩個是延安縣的,占總數三分之二,一個是延安縣,一個是延安縣南區合作社,一個是作為邊區軍隊生產先進典型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受獎的五個縣的干部共有八名,其中延安縣的有四名,占縣上的干部名額的二分之一。在邊區軍隊系統(不含保安司令部系統)受獎的七人中,三五九旅就有四名,占軍隊名額的一半以上。三五九旅王震旅長率部屯墾南泥灣,他又兼職延屬軍分區的司令員,他們也是與延安縣直接有關的。三個受獎單位各得錦旗一面。毛澤東給受獎的單位和個人逐一題了字。給三五九旅題詞是“發展經濟的前鋒”;延安縣委縣政府是“發展經濟的模范”;延安縣南區合作社是“模范的合作社”。毛澤東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三五九旅供給部長何維忠是“切實樸素,大公無私”;供給部政委羅章是“以身作則”;七團政委晏福生是“堅決執行屯田政策”;清澗縣長黃靜波是“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縣長劉秉溫都是“善于領導群眾”;四科科長胡起林是“無限忠心”;延安縣南區合作社主任劉建章是“合作社的模范”;隴東地委書記馬文瑞是“密切聯系群眾”;專員馬錫五是“一刻也不離開群眾”;三五八旅旅長王維舟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華池縣長李丕福是“面向群眾”,關中分區地委書記兼專員習仲勛是“黨的利益第一位”;警一旅旅長文年生是“生產教育兩者兼顧”;赤水縣委書記任成玉是“為群眾謀福利”;三邊專員羅成德是“不怕困難”;三邊司令員賀晉年是“艱苦奮斗,不屈不撓”;靖邊縣委書記惠中權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保安部司令員王世泰是“忠實積極,不夸不躁”;供給部楊林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西北局秘書長范子文是“機關生產的模范”。這二十二位同志都是生產中的模范,各獎毛澤東在尺幅白布上的親筆題詞一幅。這些題詞是對延安同志革命精神豐富內涵的絕妙寫照,也可見“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是何等突出和具有典型性。

④這次高于會是中共中央和黨的領袖出面表彰、宣傳和推廣陜甘寧邊區特別是“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的會議。出席這次大會的有縣、團級以上黨內重要負責干部共三百余人。中央高級學習組全體同志、中央黨校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會旁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任弼時、劉少奇同志,以及彭真、葉劍英、吳玉章等更經常到會,協同領導并作了重要的講演。黨的領袖在會上發出了號召,宣傳、推廣“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引起了與會同志的極大重視。這是延安縣同志們精神能夠在全黨和各根據地范圍內,得到普遍推廣、發揚光大的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

其次,從提出“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到最終形成“延

安精神”這個科學概念,是有一個過程的。


就在這次高干會上,一些負責同志在講話中,仍然稱“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是“一種好的作風”(賀龍《財政問題報告大綱》),是“一些適合和平建設環境的領導作風”(任弼時《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這種“新的工作作風”即三大作風,其基本內核與延安精神的內涵是大致相同的;但在表述上卻仍然是稱作“工作作風”的。甚至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給延安的同志們和陜甘寧邊區人民的復電中,也仍然是號召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

綜上所述,“延安精神”科學概念最終是在什么時間形成的呢?是否可以這樣說:①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提出“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這個概念以后的一二十年間,“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被人們擴大了范圍并且簡稱為“延安精神”;但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更多地是把延安精神理解為一種“工作作風和“領導作風”,并在習慣上稱之為“延安作風”。②后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報刊曾經發表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論。是否可以認為,經過了五十年代對于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風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了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對于延安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延安精神”作為一個科學概念已經最終形成了。而形成的象征和標志,便是中央報刊這篇社論的發表。只是由于當時處在“文革動亂之中,極左路線的干擾使這篇社論對延安精神內容的說明,是未免偏頗而不夠全面的。③對延安精神內容作出正確解釋和說明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但這已不是本題所要探討的內容了。

二、延安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和背景

黃兆安著《延安精神淺探》對延安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

社會基礎、歷史必然性,從五個方面作了論述,筆者是基本同意的。筆者所要論述的是延安精神產生的橫向聯系和條件,即它產生的歷史背景。

延安精神產生的歷史背景,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國際背景。一九四二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處于黎明前的黑暗和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戰爭是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競技也是精神力量的角力賽。日本軍閥長期在學校和軍人中灌輸“武士道精神”。這本是日本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內容有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等,目的在使武士忠實地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在侵華戰爭中,武士道精神是和德國法西斯精神遙相呼應的一種最野蠻兇橫的軍國主義精神。我們黨依靠正確的俘虜政策和延安精神,曾經把在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官兵,改造成為英勇的反對法西斯的戰士和共產主義者。這與其說是我黨俘虜政策的成功,毋寧從根本上說是延安

精神的勝利。同時,在美國軍人中的飛虎精神和鷹的精神即美國精神,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也是一種進步的精神力量。這也說明延安精神的形成和產生完全是必然的。

其次,是國內背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即逐步走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于一九三九年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為了替它的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法西斯信條制造輿論,于同年五月,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提出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三大目標。以“軍令”、“政令”統一為幌子,來達到其“反共溶共限共”的罪惡目的。他們攻擊“八路軍游而不擊”,要“取消陜甘寧邊區”。他們在陪都重慶舉行盛大的宣誓大會。國民黨所有黨政軍要員全部出場。蔣介石親自到會講話,并向全國作實況廣播。唱的《宣誓歌》中要求“絕對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若有背誓行為,愿受任何處分。”《精神總動員歌》提倡“救國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信條都寫在重慶市中區繁華地帶的十字路口新建的木質結構的“精神堡壘”上。上面還繪有一大盾形標記,中間是藍底紅邊,內有一個指南針,是為“新生活運動”會徽。蔣介石夫婦提倡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包括禁酒、禁跳舞、禁燙發等等。蔣介石極力宣揚的這個“重慶精神”結果怎么樣呢?正如美國《時代》雜志記者懷特與雅各布一九四六年著《風暴遍中國》一書中所說:“抗日戰爭快結束時,美國人民看到了有關中國政治的真實報導,而這些事實同重慶早期受到嚴重考驗時所產生的印象出入太大,因而外界認為‘重慶精神’一直是宣傳家的謊言,甚至重慶的早期也不例外”。聯系到國民黨如此煞有介事地宣揚所謂“重慶精神”這個史實,我們再來看待黨中央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培育、形成延安精神,就不會是偶然的和缺乏根據的了。

三、延安精神的內涵和特點

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我黨在革命斗爭環境中長期培養、形成的一整套優良傳統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堅定的政治立場、必勝的革命信念、嚴明的組織紀律和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在革命斗爭中的生動體現”。筆者認為,這便是延安精神的定義。研究問題是不能從定義出發的;但對于概念的內涵作出邏輯的界說,卻是完全必要的。延安精神的內涵即基本內容是什么?延安精神有著極為生動、豐富的內容,可以說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寶庫。筆者認為,延安精神的基本內容主要是:①實事求是的精神,②自立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等等。由于許多論者已有詳盡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關于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或特點,黃兆安在《延安精神淺探》一九八四年稿中提出五點:內容的成熟性與系統性;立場堅定的群眾性與民主性;有遠見卓識的求實性,自覺的建設性與獨創性;諳練的斗爭性等。筆者基本上是同意的。

四、四化建設迫切需要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產生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在八十年代凱歌行進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千秋大業中,延安的時代過去了,但是延安精種卻仍然閃耀著理論和實踐的光芒。進行四化建設仍然迫切需要繼承、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從根本上講,這是由于我國的國情決定的。鄧小平同志說:“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周恩來在延安曾經對美軍觀察組的包瑞德講過,中國要趕上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得需要二百年。所以,為了縮短和消除我們和世界上先進國家兩三個世紀、至少一個多世紀所造成的差距,我們必須下定長期艱苦奮斗的決心。延安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不但本世末以前要繼承和發揚,而且下個世紀以后還要繼承和發揚。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澄清在一些人中存在著的脫離國情的錯誤觀念,主要是:

①把延安時代的愚公精神、氣死牛精神同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時間觀念、效率觀念對立起來的觀點。有的論者認為延安時期發揚子子孫孫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和大生產中的氣死牛精神,是所謂缺乏時間觀念、效率觀念。在一些報刊上曾經發生過“牛”“馬”之爭。其實,“牛”有“牛”的長處,“馬”有“馬”的優點。“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千里馬精神和氣死牛,老黃牛的奉獻精神,同樣是時代的需要。日本人修了那么多碉堡,八路軍只需要幾十門巴組卡平射炮就可以摧毀。但是八路軍的情況是沒有這樣的裝備。抗戰八年,我軍作戰十二萬五千次,消滅敵偽軍一百七十一萬人,平均每次戰斗消滅敵人不到十四人。這樣的國情,我們不發揚愚公移山精神怎么能行呢?抗戰時期英、法、蘇、日等國的通訊社都是使用機器播發新聞電訊,每分鐘可發一百七八十個字母。比用手按電鍵發送增加了一百多個字母。但是相應的收報機也用機器了,因為用耳朵聽和手抄太緊張了。我們新華社收訊處的同志因為缺乏這種摩爾斯收訊機,硬是用耳聽和手抄來和機器比賽,完成了任務,直到進駐北京后,才購買了幾臺收訊機。這能說是延安時期只講愚公精神而不重視時間觀念和效率觀念嗎!

②把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消費觀念對立起來的觀點。有的論者片面強調消費觀念,認為只有提高消費,才能刺激生產。這種觀點也是嚴重脫離我國國情的。我們的大部分人都并沒有發財,我們只能強調通過增產節約、量入為出和發展生產來不斷提高消費水平。否則,片面強調高消費,使人們的消費水平大大高于生產和超越我國實際必將給四化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五、延安精神和延安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盡可能廣泛地涉獵和介紹國內外研究動態,對延安精神研究中國史學家的研究能力,許多馬克思主

義術語變成了正式的學術用語。這種突破,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影響在中國學、延安學領域的擴大。馬克•賽爾登因為這本書的出版而名震遐邇。國內許多學者都在對“延安道路”進行新的探索和思考。同時在許多國外學者中,“延安道路”一詞簡直就是我們所說的“延安精神”這一科學概念的同義語。

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中國學和延安學研究進入“躍進時期”。研究隊伍共有四至五千人(日本有一千多人,蘇聯千人左右,西歐三百多人);研究中心機構從二戰暴發時的五所增加到二百所;其經費單是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二年十二年中公私撥款即超過七千萬美元。跨學科的全國性機構成倍增加。研究領域擴大,已經普及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在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根據地建設和延安研究方面,也象在其它科研領域一樣,開始利用了電子計算機等先進手段;出現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人物研究方面,象丁玲、艾思奇等有杰出貢獻的人都已經出了傳記。美國延安學帶動和影響了一些國家的延安研究。與此同時,日本、印度等國家的延安研究,也在一些研究領域中出現了異軍崛起的勢頭。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撥亂反正,號召在四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恢復、宣傳和發揚延安精神。全國出現了一些延安研究機構(延安精神研究會、全國延安文藝研究會、陜西、北京的延安文藝研究會等);文藝理論界編印了《延安文藝叢書》;整個社會科學界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許多老同志出版了延安回憶錄,其數量之多是任何國外研究界無法比擬的。

我們黨,具有偉大、光榮的革命傳統;中國,是延安精神的故鄉。延安研究六、七十年代在美國崛起,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條件,筆者還要進行專門論述和探討。延安在中國,延安學卻屬于全人類。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界來說,延安研究中心重新回到國內之日,便是許多學者愛國主義理想實現之時。


(作者單位: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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